杨丽娟，赖斌 | “凝视”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面向
引 言
从1999年“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会议的召开，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有20余年的发展，虽说其发源于西方，但从进入中国起，就面临着如何克服对现实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的考验，学术研究中的本土化历程已然拉开帷幕。旅游人类学从开始的西学东渐到现在的风骨渐成，其本土化成果也卓有建树。“凝视”本就是旅游人类学的一个关键词，借用“凝视”概念，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进行“学术凝视”，反思旅游人类学的“观看之道”，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也陷入了“惯性凝视”的桎梏，对理论命题、知识生产和实践指导产生了阻碍，所以及时调整本土化的面向，不仅是学科自身的一种内省，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旅游人类学对旅游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理解。
旅游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与成果
（一）本土化必要性
作为“舶来品的旅游人类学则必须经历‘本土化’的调适过程，方能立足于中国旅游学界，承担相应的研究职责并发挥作用”。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可以促进旅游文化研究并推动我国旅游业朝有序、和谐、稳健的方向发展。旅游人类学对我国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和对外旅游关系发展都能大有裨益，旅游人类学要想得到学界认同还需要整合校际、区域力量编写教材、申报硕士点、建立全国性专门研究会、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学术争鸣。
旅游人类学研究在广泛介绍和述评国外旅游人类学理论时，“渗透了不少中国学者的独立观点，这表明中国旅游人类学开始在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本土化的基础”，部分学者已开始将西方归属于文化人类学的旅游人类学在文化他者和田野作业的差异性方面进行探索。可见，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均已开始逐步深入。
（二）本土化成果
第一，修正了旅游对文化否定影响的认知。进入中国的旅游人类学，面对充满着“好恶交织”的现代性旅游，学界初期对旅游持否定的消极态度，认为其对目的地文化有“殖民主义”的危害，目的地应该建立特有的“文化保护区”。其实，这主要受西方旅游人类学思潮延续的“学术刻板”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部分西方学者都把旅游视作导致目的地商业化变迁的始作俑者，虽然在后续的时间里，他们自己也承认当初的观点并不全面，对旅游的情绪化判断掩盖了客观事实，但这亦深深影响了国内部分学者的认知。而与之同期，部分学者也质疑“文化保护区”的提法；并且明确了文化保护观应由“静止”转到“动态”：静止不变是不可能的，需要与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结合，任何一种文化总要面临在现代社会的传承问题，如果可以协调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这对地方文化是新的际遇。学者们认为旅游对目的地文化破坏的焦点在于文化真实性的丧失，MacCannell将“真实性”引入旅游领域，并提出了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随后学者将真实性理论分类为客观性真实性、建构性真实性、后现代性真实性、存在性真实性，并且游客的不同背景和认知偏好也导致对同一文化真实性感知的差异，“有的以经验判别，有的用专家眼光审视，有的又以是否有娱乐性来决定”。多种真实性类型和游客的差异评价消除了以静止的历史的传统文化作为真实性判断标准的一维思考。进而，通过旅游还可使得目的地少数民族身份实现再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保护而言，旅游人类学的认知从“旅游破坏论”到“旅游发展论”的理论修正，再加以“社区参与”模式的强化，在实践中大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也为民族地区依靠旅游产业扶贫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搭建了旅游关系结构三体系统。“人”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很长一段时间对旅游者和东道主的探讨是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焦点，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进程中。其实旅游者能够来到旅游目的地实现旅游愿望，在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空间转换中，还必不可少地有一类“人”的存在，“他们提供了旅游信息、旅游服务、旅游管理、旅游规划，甚至还能决定着旅游目的地居民文化在商品化中‘表述什么’‘怎样表述’，旅游者在目的地‘看什么’‘游什么’。涉及广泛，包括旅游企业、行业、政府管理部门，人员类型涉及一线工作人员、中层管理者和高层领导者。这就是‘介体’。随着旅游发展的深入，以及旅游主体和介体、旅游客体和介体的多种矛盾显现，学界终于开始了对‘介体’的关注”。最容易被感知的是直接影响旅游者体验的导游，学者直接指出了导游在旅游人类学中的缺场，后续研究虽有民族导游在客体景观形象建构的结构，有介体研究客体化的倾向；但也有从文化掮客的角度分析了导游在非制度化生存境遇背后的认同困境，将人类学理论直面导游在旅游场域中与旅游者和东道主交往的主要矛盾。以导游为代表的活跃在“舞台真实”前台的人，可称为“显性介体”；还有一部分活跃在“舞台真实”的后台，但更成为旅游的“操盘人”，多为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可称为“隐性介体”。学者从摄影家、旅游规划机构、旅游经营公司、政府4种介体的话语权利的建构以及对旅游者和东道主的影响，尝试了“主体-介体-客体”三段式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和途径。经过不断探索，中国的旅游人类学搭建起了主体（旅游者）-客体（目的地和东道主）-介体（旅游企业、行业、政府管理部门）构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旅游关系结构系统。瓦伦·史密斯(V·Smith)在 2001年重新编写的《主客关系新探:21世纪旅游问题》(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的第5部分“Culture Brokers”，“广泛讨论了旅行社、导游、政府及国际机构在主客文化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没有明确提出“介体”与主体、客体并列的概念。
第三，构建了稳定的学术期刊传播矩阵。旅游人类学的学术传播得益于一批精良的学术期刊的持续推广。如《旅游学刊》《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旅游论坛》《人文地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科学》等，囊括了旅游专业类和综合性期刊，这些期刊大多都是北大中文核心和南大CSSCI来源期刊，部分期刊还推出了自己的英文版，促进国际传播。第一次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见到“旅游人类学”专用术语，就是申葆嘉1996年发表在《旅游学刊》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连载，在“连载一”里提及国际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里涉及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连载二”里提到Smith 1977年出版的《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为重要成果，“连载三”里介绍了Smith 1989年出版的《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的修订版、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动态和代表人物，这是学术期刊在旅游人类学的开路先锋。随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多次开辟旅游人类学的专题或专栏探讨，深化了旅游人类学理论和应用深度。上述多种期刊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对旅游人类学学术传播的纯洁性、持续性和认可性都有极大帮助，也强化了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意愿、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与此同时，学界还邀请国际旅游人类学家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交流，其中格雷本（Graburn）教授多次来中国，到西部进行考察和交流，并将考察心得和学术观察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这种交流有3个好处：一是可以直接面对国际专家进行对话；二是通过实地走访，他们客观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发展，有助于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三是为中青年学者出国求学或访问搭建了平台，逐渐开启和国际旅游人类学学界的交流。
“凝视”理论下旅游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反思
（一）“凝视”与“学术凝视”
“凝视”（gaze）一词，被福柯(Focault)视作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国家控制技术，“当然，在福柯讨论的强权统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软权力压迫等沉重话题里，‘凝视’已更多地转义为‘监视’和‘监控’”。后被厄里（Urry）在1990年应用到旅游场域，提出“旅游凝视（tourist gaze）”。他的《Tourist Gaze》1990年出版，2002年再版，2011修订出版《Tourist Gaze 3.0》，同时随着其他学者的共同生产，旅游凝视已从最开始的“‘游客凝视’（tourist gaze）到‘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专家凝视’（professional gaze）、‘游客间凝视’（gaze between tourists）、‘隐性凝视’（implicit gaze），以及各‘凝视’力量之间因权力悬殊和变化而产生的互相凝视”的“旅游凝视系统”，除了在结构上旅游凝视不断在发展，其阶段特征也日益显现：旅游探索阶段的原初性凝视、旅游蓬勃发展阶段的大众凝视、后大众旅游阶段的反思性凝视和主客边界模糊的重置阶段现代性凝视。“凝视”的内涵被不断丰富，即反映了学界对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化，也显现出“凝视”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旅游凝视”的现有研究中，搭成的共识有“凝视”是多维度的；“凝视”是流动的；“凝视”是互视的；“凝视”是发展的。
“凝视”如果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观看之道”成为“学术凝视”，那么它是“以看为手段”“以见为目的”“怎么看”决定着“见什么”：即目前本土化研究中的理论命题有没有深入、研究对象有没有推进、研究视角有没有特色、研究方法有没有突破、研究成果能否参与世界对话。因为本土化研究面临着地方适应性、文化特色性、时代变化性、世界对话性的相互交织复杂问题，“学术凝视”也要遵循“凝视”内涵的客观规律：流动的、多维的、互视的和发展的。
（二）本土化不足
“凝视”是流动的、多维的、互视的和发展的，现在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研究出现了“惯性凝视”的困境：重复的、少维的、单向的和停滞的，虽然在材料和案例上的数量增长，但是对创新知识产出、深化理论建设和挖掘与世界对话的作用不大。
第一，部分理论命题探讨视角的内卷。其主要成因是研究中的“重复看”和“抽象看”（远离旅游现实看），忽视了“凝视”是流动的、互视的，纵然相关研究在不断地出现，但对研究创新推动甚少，目前主要体现在理论命题的视角内卷。如旅游体验的真实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中，而较少对主题公园中科技化带来的虚拟真实做探讨。民族旅游的真实性问题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基于真实的文化样态，而主题公园中的虚拟真实可以以旅游者在现实中找不到的文化样态做蓝本，甚至旅游者在体验前就知道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此的“超真实”体验图景是怎样的？“真实性研究的视角从客观逐渐向主观转移，表明关注焦点由‘物’（旅游吸引物）到‘人’（旅游者）的转移”。旅游场域中，“缺乏人类主体的参与，客体的真实性毫无意义”。“阈限”是指仪式理论当中从正常状态的社会行为模式种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也是“通过仪式”阶段，现阶段多用于探讨旅游者在游程中到达融合的前阶段，以帮助旅游者在旅游中获得放松身心以及自我实现的功效。而对于目的地的东道主，在进行旅游演艺的时候，必须将自己调整到快速进入忘我的、神圣的表演状态，在“类阈限”的空间里完成演出。学者已开始尝试将阈限的研究对象从游客拓展到当地居民，探析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演出的类阈限体验的关系。此外，东道主这种表演前后的转换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是“钝化”还是“强化”？旅游者对表演的东道主的何种互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实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第二，旅游关系结构三体系统研究的粗浅。旅游关系结构的三体系统虽已搭建，但现有研究仍停留在粗浅层面，其主要成因是研究中的“窄看”和“浅看”，忽视了“凝视”是隐藏的、多维的、互视的。主要表现为：主体研究的单向化、客体研究的静止化和介体研究的边缘化。旅游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一个方向（将旅游者与目的地研究称为游程轴的前向研究）的两个层面：旅游者自身的体验层面和其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层面研究，这个方向也是旅游人类学研究一直以来的传统和热点，展现的是旅游者自身文化的成长和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互动和影响；“旅游者与旅游者”交往以及“旅游者和客源地”关系研究少。其实在旅游的“临时共同体”中“旅游者之间”的交往也会对彼此造成影响。而旅游者在完成旅游后，大部分都会回到客源地，近期学界也出现了旅游者与客源地的互动研究：其在目的地购买礼物后，回到客源地进行礼物馈赠的日常社会人际关系建构的积极影响，旅游研究终于有了游玩以后的后续影响探索，打破了旅游研究困在游程的束缚，开启了另一个方向（将旅游者与客源的研究称为游程轴的后向研究），形成了研究的闭环。客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道主与旅游者的文化互动影响以及东道主的自我成长和幸福感，其内卷在于聚焦社区普通村民研究，精英研究少；聚焦男性研究，女性研究少，特别是有关女性通过旅游除了获得经济地位的提升外，对于其发展的文化、社会、政治地位的影响较少；聚焦在中老年研究，青年研究少。虽然在田野方法上不断以多点田野和长时段的跟踪田野进行精细化来维持一种自我稳定状态，但难于突破现有的知识产出。介体研究一直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深度和广度与旅游者和东道主相比数量少且质量不高，较为边缘。
第三，中国文化特色分析的缺场。现有研究在分析理论命题时，易沿用西方的文化脉络、逻辑和展现，其主要成因是研究中的“近看”，忽视了“凝视”是多维的、流动的、发展的，主要表现为：对丰富的旅游文化现象分析缺乏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分析，如文脉形成与发展的追溯与对话。旅游人类学发源于西方，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话语表述，沿用起来比较方便和稳妥，但是“食洋不化”的问题一直存在，需要解决。李亦园认为：“我们的种种文化特色应该成为人类最基础的文化原则的基本材料。用西方人的立场来作为描述全人类文化的原则，总不如以中国文化的特色来描述更有意义一些。”“食古不化”也是本土文化应用的一大症结，传统文化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而进行扬弃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在旅游人类学场域生根发芽。如从中国主客关系中传统的文化逻辑入手反思西方单一的“主-客”范式，以及从中国先贤游历的本土观念和实践传统提出了“名实观”理论，展开了与“真实性”跨文化对话。虽然有了部分学者的尝试，但数量仍然很少。
第四，学术研究组成的单一。在刚进入21世纪初，有关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还登上了《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一些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权威期刊，但近十余年在上述期刊几乎没有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了。其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群体以人类学学者居多，有学科背景的天然近亲因素，现有学术合作中多是同一学科内的师生合作、朋友合作，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高度同源就容易形成研究中的“单一看”，忽视了“凝视”是流动的、隐藏的、多维的和发展的。这也是导致上述本土化不足中理论命题探讨视角的内卷、旅游关系结构三体系统研究的粗浅和中国文化特色分析的缺位等问题的主要原因。长时间同一学科内的封闭研究会阻滞理论创新和知识发现，也难实现与世界对话的交流。其二学术创新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工作量的分配、人员的协调、平台的搭建、成果的认定、传播的渠道等都必须要有激励的导向，也才能促进学者们去推进，如果仅仅只靠学者对知识发现的精神内驱力做创新不是长久之计。
“凝视”：旅游人类学研究本土化面向建构
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历程已然开启，面临着本土化和西方化、本土化和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等系列问题。任何一个文明体都在做着自我本土化的创造性转化，这可能才是相对于本土化这个概念而言的具有根本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特质。所以，立足现状保持已有成果，针对不足改善本土化的面向建构是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的当下任务。中国旅游具有较强的政府主导、理论应用、产业实践、行业关联等特质，结合新时代发展的旅游目标，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策略是以旅游现实为基础，以三体系统为重点，以文化特色为抓手，以知识创新为契机，以世界对话为目标，构建本土化的“凝视”面向：向实践看、向内部看、向文化看、向跨学科看和向世界看。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需要关注现实、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得到学界、业界和管理界的多方认可。
（一）向实践看：面向旅游产业实际发展理论命题的拓展与深入
避免脱离旅游实践和具体场景而导致“抽象的旅游”，本土化研究要密切关注旅游产业和行业的实践发展，探寻对理论命题的拓展与深入。第一，关注信息技术对旅游的变革。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已经对旅游者的决策、实施和反馈产生了巨大影响。信息技术帮助旅游者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壁垒，看似拥有了更多更透明的信息选择，但也带来了信息茧房的内卷和束缚，边界在哪里？个人的惯习对抗能否有效？旅游者的多次购买本以为能享受到忠诚的厚爱，却不防遭遇了大数据杀熟的苦闷，部分旅游企业的“技术理性”大于“服务理性”，在治理时，“技术正义”和“伦理正义”如何结合才能标本兼治？自媒体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销售模式如何实现社区生产中内容真实与商业化的平衡？可探讨的理论命题有：技术对人的解放和规训、电子社区的真实性、民族志的网络应用与挑战等。
第二，关注文旅融合国家旅游战略的发展与影响。文化和旅游的互动一直是旅游人类学的热点，也是当下旅游发展的国家战略，“文旅融合”的顶层设计已经从一个概念倡导变成一场实际行动。从“以文促旅”到“以文塑旅”一字之差的表述转变，已经彰显着“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到“文化建构旅游资源”认知方式的转变。实景山水演艺的文化想象与真实感知、旅游目的地品牌文化IP的传承与再生产、非遗的真实性与艺术表达、博物馆中的国家/地方形象感知与认同、器物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可探讨的理论命题有文化的地方性与全球性、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文化的知识与权力等。
第三，关注旅游功能的新认知。旅游在跨文化交流的功效一直有“民间外交”的比喻，但近期被视作是官方的“旅游外交”，我国政府是最早提出此表述的官方，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旅游外交囊括的官方、半官方、民间的“多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旅游外交和平属性的展现、旅游外交与全球化融入、旅游者海外救助与国家形象建构、地缘政治关系对旅游的影响等，可探讨的理论命题有：跨文化交流、政治与旅游的互动等。
第四，关注新冠疫情防治常态化对旅游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新冠疫情防治常态化存在对旅游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凸显了旅游的不稳定性。移动距离从“远”到“近”以及同游人数的数量限制等导致旅游移动性“窄化”、从“旅游+”到“+旅游”的认知转变、疫情流调史的民众隐私保护、“云旅游”或虚拟旅游的真实性感知、低密度旅游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重新评估旅游对现代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等，这些对旅游已有的研究造成不小的变化和挑战。旅游曾被视作“一种与日常家居生活、工作形成强烈反差的，集休闲、旅行于一体的特殊仪式”，当初因为疫情控制而出现的隔离，当隔离常态化以后，旅游的仪式意义增添了怎样新的内涵？可探讨的理论命题有：移动性、脆弱性与韧性、数字旅游的真实性等。
（二）向内部看：面向旅游关系结构三体系统的精细探讨
旅游场域的“主体-客体-介体”构成了“人-人”关系结构的主要部分，若要厘清彼此的互动与影响，当向此三体系统进行内部观察，将现有的粗浅研究转变到精细探讨。
第一，主体研究的双向化。除了旅游者和目的地主客交往的研究外，增加旅游者之间的交往研究以及旅游者和客源地关系的研究。如旅游者之间交往层级与实现共睦态体验的关系、客源地文化对旅游者体验行为的影响，现有的多数研究关注旅游者年龄、性别、阶层差异，但却视客源地文化影响为同质性，需要对此进行调整和跟进。旅游者回到客源地后，其哪些旅游评价、哪些渠道会引发人们成为潜在旅游者。研究方向就不只是惯有游程轴的前向研究，也开启了游程轴的后向研究。
第二，客体研究的动态化。以旅游目的地居民为主的客体研究，要想跳出静止化的困境，实现研究突破，可以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尝试。其一是研究对象的多维覆盖。关注精英、青少年和女性研究。探索民族旅游精英不同类型的成长路径，分析精英在“成己”后的“成他”行为，逐步带动实现共同富裕；探索旅游场域的青少年感知、传承和认同，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探索女性通过旅游实现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地位的综合发展，从作为旅游前台的服务者和表演者转变成旅游后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甚至还做好了跨界发展，挖掘“她力量”的发展规律。其二是研究形式的对比关联。以对比研究来助力，开展横向对比：两个和两个以上的案例对比；开展纵向对比：一个案例的持续跟踪研究。探索案例生成、案例展现、案例变化的同一问题的不同影响因素以及不同阶段的变迁，对研究理论和对象之间的作用机理有较为全面的理解和认知。
第三，介体研究的深入化。重视介体研究，既符合中国旅游业的现实，又能对世界的“culture broker”进行回应。针对介体不同的类型和主要职能进行深入研究。旅游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嵌入、企业文化的员工认同、企业的“家族圈子”现象。当然要想将人类学主流知识平移和借鉴进旅游企业，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学界共同探讨。如旅游人类学除了传统的乡村田野、社区田野外，城市田野、企业田野也是持续发展中学者们可以尝试的开拓，城市田野、企业田野与其他田野在规范和操作上有没有差异，它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人类学往往将村落作为研究中国的基本单位，却忽视了城市也是文明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旅游管理部门：中国旅游的独特性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制定管理政策和制度时，话语权利与规训时如何传达和落实的？而现在提倡的“服务型”政府，管理者又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亲民化”形象？基层政府在旅游规划时为了吸引游客，偏好建设一些用“最”字来形容的雕塑、建筑，如最近荆州上亿的关羽像因为安全隐患被拆除，透露出“景观夸富”现象背后的权力、资本、文化是如何相互交织与角力的，旅游业是充斥着权力的。2020年国家人社部颁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中，作为旅游行业中深度影响旅游者体验但一直是非制度性生存的导游，人社部已将导游资格保留为准入类资格，对应职称为助理经济师。虽说只是准入类，但已经是对导游职业官方认可的重大推进，这对人才队伍的稳定、工作质量的提性、研究重点的增长都有裨益。此外，对于主体、客体、介体边界关系模糊化的“驻客”，亦需多加关注。
（三）向文化看：面向中国文化特色话语体系的实践
中国文化特色在旅游场域通过丰富的客体资源、追求美好的主体动机、标准与个性化相结合的介体服务得到彰显。对于旅游人类学而言，如何推动中国文化特色话语体系的实践，坚定文化自信，剖析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创造性规律，是本土化的一大任务。
第一，探索传统经典文献与文化的旅游呈现。其一是挖掘理论命题的传统文脉孕育。理论命题的表达载体是话语体系，直接关联着理论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实践体系，更是传递着中国观念和形塑着中国形象；而中国的传统经典文献与文化更是理解和深化理论命题的源头活水，中国本土思想也有成为世界普遍社会理论的可能。学界目前对真实性、好客文化都从经典文献中尝试了本土的话语探索和建构，还可从儒家、道家文化对生态旅游中的人-地关系进行探寻，对目前从国家层面力推的研学旅游更可从多种经典文献中来探索“万卷书与万里路”的知行合一观。其二是辨析同一文化的时代转变。如从古代的“父母在不远游”到现今的“父母在共远游”，背后折射出的都是“孝道”文化，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与社会的观念、设施和技术的变化相关。
第二，探索乡土中国的旅游呈现。乡村，作为一个地方（place），可“把环境感知和态度当作文化的一部分，或文化与环境互动的一部分”；亦可作为一种方法（methord），探析人们与地方的文化关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不仅是当代生活的旅游的渴望，更深层次的动机来自旅游者的乡土情结，“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情结”反映了国人的一种精神文化特质，也是国人集体记忆的无意识传承，深刻诠释了旅游者与社会的“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的张力。文化亲密性是“以民族国家为阐释的框架，以某种文化特质所形成的社会性作为公共与私密共享的亲密性，揭示了二者在国家、文化和社会等公共领域展示中的‘共谋关系’”。而在新冠疫情后，人们在“旅游活动中会更加珍惜那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关系、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和平共处关系、人类与故土祥和的亲缘关系等”。旅游者在“城-乡-城”的往返移动中，对乡村的“文化亲密性”是如何形成的？怎样的产品体验可以顺利辅助完成自己的休闲“通过仪式”？并且想象的“乡村”和实际经历的“乡村”如何达到不同维度的“真实性”？
第三，探索革命记忆与国家精神的旅游呈现。红色旅游作为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知识、传承革命记忆、培育时代精神的主战场，将宣传与教化、经济与文化、历史与未来实现了有机统一。旅游者如何在红色旅游中实现自己对国家的认同？如何建立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并内化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以前学界认为红色旅游多靠外在的政治任务驱动，而最近也有来自旅游者内在的信仰探寻的趋势。
（四）向跨学科看：面向学科合作的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不足是本土化难以水到渠成的主要问题。社会变革涌现出丰富、新颖又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深化已有理论的范畴促进人们的认知提升，而要实现这样的深化，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能提供有效的桥梁，从内部推动知识创新，再加之外部设立激励机制，内外合力改变知识创新不足的现状。
第一，加快跨学科合作。教育部在部署新文科建设要求中提出需要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已搭建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新文科中首先是同一学科内的学术合作，这一合作已经得到广泛开展。其次是跨学科合作，以协同创新推进认知的深化。学者们在合作时，通过“进行研究策略与认知资源上的调整，进而调适认知劳动的分工，在合作中通过学习和交流，建立认识论信任，通过认识论受益来最终取得科学进步”。旅游人类学的跨学科合作可以有以下3条路径尝试：其一，旅游人类学与人文科学合作：话语借鉴和思想整合。其二，旅游人类学与管理科学合作：对已有的概念或理论开展定量分析，深化认知。其三，旅游人类学与自然科学合作：游客评价的大数据挖取，确定案例收集的广泛代表性。
第二，全过程构建知识创新激励机制。调动学术共同体在知识创新中的积极性，设立愿创新、能创新、会创新的机制。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学会创设人员协调机制和创新成果认定机制，可以通过搭建创新平台来发布项目、验收项目和应用项目，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可建立职称晋升绿色通道；期刊、报纸、出版社创设成果发布机制，可以开设专栏、专版、专题和专项等，打通创新成果的从生产到传播的全过程。
（五）向世界看：面向世界的案例交流与知识输出
本土化不仅仅是中国化，本土化的第一步是中国化，第二步是世界化，意思是要从中国化的研究中努力发掘可供世界探讨的话题和知识，贡献中国方案和经验。在世界化的进程中，深化参与式观察法，做好案例交流和知识输出。旅游人类学田野中的重要技术参与式观察往往以个案为重点，“尤其适用于研究人类生活所体现的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事件的发生过程、人们与事件的关系及组合、事件的时间连贯性和模式”。旅游案例研究不仅是旅游场域的“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表达，还能增进国际旅游学术共同体对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的多维了解，探索对话世界普遍性话题的可能性。案例来源于日常生活世界，具备真实性、鲜活性和代表性；案例也往往和社会发展相关联，反映了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案例的目的是要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通过层层剥笋的方式，直达事物的本质，从而产出知识，知识输出也就自然而然嵌入了。旅游人类学在进行案例输出时，需多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因为文化旅游是国际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饮食几乎是族群都特别关注的话题，以此为基础，开展的美食旅游总会与地方传统、族群记忆和现代性消费相关，这在东西方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已开始互通，感官民族志的方法也引起了广泛探讨，作为理解他者世界的一种方法。不难发现，虽然有关旅游的陈述可以限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但作为人类普遍的一种日常休闲形式，它有助于理解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人类学在美食旅游的进展除了探索中国游客在国内吸引因素的符号构建，还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游客在国外的体验感知，通过“流动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他们在欧洲自助游时体验当地餐饮的“表演真实性”问题，对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论的创新均有推动。
结 语
旅游人类学从进入中国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经过20余年的发展，本土化已在研究对象、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等领域初见成效。面临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仍然任重道远：时代变化带来的新命题、地方适应的新模式、文化特色的新表达、世界对话的新桥梁……这些任务背后是需要解决的本土化与时代、本土化与地方、本土化与技术和本土化与全球的融合发展问题。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从本体论上讲，“关系”和“文化”是旅游人类学的核心话语。需要围绕此话语开展整体的、交叉的和前沿的研究：面向旅游产业发展实际的理论命题视角的拓展与深入、面向旅游关系结构三体系统的精细化探讨、面向中国文化特色话语体系的实践、面向学科合作的知识创新、面向世界的案例交流与知识输出，开启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的新征程。人们并不能期望一劳永逸地发现或发明理论、原理和机制后人类社会和文明就能永远地完全依照运行，相反在未来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无法预测将有什么样的理论、原理和机制来适应，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不断地对当下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批判，才能找到前进的道路，亦不负学术使命。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亦是如此，学者们也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觉”的探索状态逐渐转变，期待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旅游人类学。